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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九二年的春天，来得格外早。
北京宣武区的胡同里，槐树刚刚抽了新芽，阳光从光秃秃的枝丫间漏下来，洒在青灰色的砖墙上，斑斑驳驳的。空气里还带着些料峭的寒意，可街面上已经热闹起来了，卖早点的三轮车吱吱呀呀地碾过柏油路，炸油条的香味顺着风飘出去老远。
粉房小学的三年级女生小雪，那天中午放学的时候心情特别好。
不为别的，就因为她语文考了九十二分，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她。她把卷子仔细折好，塞进书包最里层，想着回家一定要给妈妈看看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她蹦蹦跳跳的，两个小辫子一甩一甩，书包在屁股后面啪嗒啪嗒地拍着。
小雪家住在一栋老式的六层居民楼里，三楼，两间房。那个年代北京的居民楼大多是这样，灰色的水泥外墙，木头框的窗户，楼道里总是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，像是炒菜油烟混着潮湿的空气，经年累月地渗进了墙壁里。
她掏出脖子上挂着的钥匙绳，熟练地打开了家门。
家里没人。
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小雪的爸爸妈妈都在工厂上班，中午回不来。她妈早上出门前就把饭菜给她留好了，扣在桌上的纱罩下面，一碗米饭，一盘西红柿炒鸡蛋，还有半根火腿肠。那时候火腿肠可是稀罕东西，不是天天都能吃上的。
小雪放下书包，洗了手，坐到饭桌前，端起碗正准备往嘴里扒拉第一口饭。
就在这时候，
“咚咚咚！”
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。
那声音又重又急，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刺耳。小雪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，歪着脑袋朝着门口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心想这时候谁会来呢？是隔壁的王奶奶？还是楼下的刘阿姨来借东西？
她放下饭碗，从椅子上出溜下来，小跑着到了门口，踮起脚尖凑到门缝那儿问了一句：“谁呀？”
门外安静了一瞬，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响了起来，语气随意而自然：“我给你家检修煤气管道的。”
检修煤气管道？
小雪想了想，好像前几天妈妈确实提过一嘴，说楼里要统一检查煤气管道，让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别给陌生人开门。可这个人说是来检修管道的呀，那应该就是物业派来的吧？
八九岁的孩子，哪里分得清楚这些。
她连猫眼都没看，那个年代很多居民楼的门上根本就没有猫眼，伸手就把门锁拧开了。
门刚开了一条缝，一只大手就从外面猛地伸了进来，“砰”的一声把门推了个大开。
小雪还没来得及看清来人的长相，一团灰色的影子就已经挤进了门里。那是一个身穿灰色西服的男人，头发乱蓬蓬的，像是好几天没洗过，脸上带着一种让人后背发凉的怪笑。他的眼睛先是扫了一眼小雪，然后迅速地在屋子里面转了一圈，像是在确认什么。
屋子里很安静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饭桌上那碗还没动过的米饭上，照在半截火腿肠上，照在这个扎着两个小辫子的小姑娘身上。
男人笑了，咧着嘴，露出一口因为常年抽烟而泛黄的牙齿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一股子说不出的邪气：“小妞，就你一个人？”
小雪仰着脸看着他，心里面其实已经有些害怕了。她虽然小，但又不是什么都不懂，这个人给她的感觉不对，和胡同里那些熟面孔的叔叔大爷不一样，他身上有股子让人不舒服的味道，眼神也让人害怕。
但她还是怎么都没想到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
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，想转身跑回饭桌那儿去。也许是觉得回到了刚才坐着的地方，就能回到刚才那种安安静静吃饭的状态里去，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。
她刚扭过头去，还没迈出步子，一只铁钳般的大手就从身后伸过来，死死地掐住了她细小的脖子。
那只手又大又糙，五根手指像五根铁钩子一样扣在她颈侧的皮肉上，指腹上厚实的茧子硌得她生疼。小雪整个人被往后一拽，脚后跟离了地，嘴巴张开了，却叫不出声来，不是不想叫，是脖子被掐得太紧，气都喘不上来了，哪还能发出声音？
她拼命扭过头去，余光里看见那个自称检修煤气管道的男人，另一只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大菜刀。
刀刃在午后的阳光里闪着冷白色的光，刺得她眼睛一酸，眼泪“唰”地就下来了。
小雪浑身都在发抖，像秋天枝头最后一片树叶那样，在风中簌簌地抖个不停。她不敢喊，也不敢哭出声来，只能咬着嘴唇，眼泪顺着脸颊啪嗒啪嗒地往下掉，滴在那件妈妈给她织的红毛衣上，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。
男人看她老实了，松开了掐她脖子的手，转身就开始翻箱倒柜。
衣柜门被猛地拽开，衣服扔了一地。五斗柜的抽屉被拉出来扣在地上，里面的东西骨碌碌地滚出来，针线盒、旧电池、几封用牛皮纸信封装的信。他甚至弯腰去翻了床底下的鞋盒，把里面攒的零钱一把一把地抓出来，塞进自己的裤兜里。
小雪就那样缩在墙角里，两只手抱着膝盖，看着这个陌生男人在她家里翻了个底朝天。她看见他把妈妈放在大衣柜最里层的那个铁盒子拿了出来，那里面放着家里的存折和两百块钱现金，是妈妈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。
她觉得时间过得好慢，慢得像是被人按下了暂停键。
男人的动作很快，显然不是头一回干这种事。前后不过五六分钟，能拿的值钱东西就都被他装进了从衣柜里随手扯出来的一条枕套里，鼓鼓囊囊的一大包。
可他并没有要走的意思。
他直起腰来，转过身，目光重新落在了蜷缩在墙角的小雪身上。那双眼睛里泛着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光，嘴角慢慢往上翘，露出一个淫邪的笑容。
小雪虽然才九岁，可她从那个笑容里读出了某种本能的、让她从骨子里往外冒寒气的危险。那种恐惧比刚才看到菜刀时还要强烈一百倍，因为菜刀砍下来是一瞬间的事，而这个笑容意味着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只知道那一定是比死还要可怕的事情。
她浑身哆嗦得连牙齿都在打颤，上下牙磕在一起发出细微的“咯咯”声。她想跑，可腿软得像是灌了铅一样，一步都迈不动。
男人像一只盯上猎物的饿狼，一步一步地朝她走过来，灰西服的下摆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摆动，皮鞋踩在散落一地的衣物上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。
小雪闭上眼睛，泪水从紧阖的眼缝里挤了出来。
……
当一切终于结束的时候，小雪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墙角的角落里缩了多久。她只记得阳光在墙上的影子从东边移到了西边，屋子里安静极了，只有厨房水龙头没关紧，“滴答、滴答”地往下滴水。
那个男人已经走了。
门大敞着，楼道里灌进来的风吹动了散落在地上的衣服，吹动了那张被踩了一个脚印的语文试卷，九十二分，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她。
小雪把自己缩得更紧了一些，像是要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上藏起来。
后来是隔壁的王奶奶先发现的。她路过小雪家门口，看见门敞着，屋子里面一片狼藉，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，赶紧进来一看，小姑娘缩在墙角，浑身都在发抖，脸上的泪痕已经干了，但嘴唇还是青紫色的。
王奶奶一把将小雪搂在怀里，手忙脚乱地去够桌上的电话机，哆嗦着拨了110。
然后又拨了小雪妈妈工厂的电话。
接电话的是传达室的老李头，王奶奶声音都变了调：“快叫小雪的妈回来！出事了！赶紧回来！”
那一天，北京城春天的尾巴上，又多了一个破碎的家庭，又多了一个一生都无法走出阴影的小女孩。
而这一切，才刚刚开始。
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，北京和天津两地的老百姓中间，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，
“你们听说了没有？有个专门祸害小女孩的畜生，专挑白天大人不在家的时候下手，尾随那些脖子上挂钥匙的小姑娘进门，糟蹋完了还抢东西！”
“我也听说了！光我们家那边就出了三四起了！”
“不止咱们北京，天津那边也有，少说好几十个了！”
消息越传越广，情节越传越惨，越传越邪乎。有人说那歹徒会飞檐走壁，有人说那歹徒手里有枪，还有人说那歹徒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团伙，专门拐卖小女孩的。各种版本在街头巷尾、茶余饭后被翻来覆去地念叨，添油加醋，越说越离谱。
而真实的情况，已经足够让人胆寒了。
小学门口、辅导站门前、少年宫周围，每天早上和傍晚，都聚集着大批来接孩子的家长。有爸爸，有妈妈，有头发花白的爷爷奶奶，还有腰都直不起来却非要亲自来接外孙女的姥姥姥爷。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，交头接耳地议论着，脸上写满了焦虑和不安。
“你家孩子也接到手了？我每天提前一个小时下班，就为了来接她。”
“一个小时算什么？我请了半天假！宁可扣工资，也不敢让孩子一个人走啊。”
“可不是嘛，我们家那口子说了，要是孩子有个三长两短，日子还怎么过？”
有些家里实在抽不出人的，就几家合起来排班，今天你接，明天我接，轮流来。那些没有大人来接的孩子，老师也不敢让她们自己走，留在教室里等着，等到最后一个家长来了才能离开。
这一道独特的“风景线”，这道由焦虑的父母和孤独的孩子共同组成的城市图景，就是因为这起系列尾随强奸幼女案。
北京和天津两座城市的老百姓，普遍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。尤其是那些家里有小女孩的，更是又惊又怕，寝食难安。妈妈们不敢让孩子一个人在家，不敢让孩子自己上下学，不敢让女儿离开自己的视线哪怕一小会儿。晚上睡觉前要把门窗检查好几遍，听到楼道里有脚步声就竖着耳朵听半天。
“安全”这个词，在那两年里，成了一件奢侈品。
而北京乃至中央，则早已经接到了公安机关的通报，
近两年来，北京和天津两市连续发生七十多起恶性案件。犯罪嫌疑人系一名二十多岁的男性青年，专门尾随佩戴家门钥匙的小女孩，尾随入室后，先实施暴力猥亵和强奸，再抢劫家中财物。作案手段极其残忍，性质极其恶劣，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，已经严重影响到两地的社会治安状况和社会稳定。
七十多起。
不是七起，不是十七起，是七十多起。
每一个数字背后，都是一个不到十四岁的小女孩，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。
消息传到上面的时候，据说领导同志拍了桌子：“这样的败类还能让他逍遥法外这么久？公安是干什么吃的！”
事实上，此时的北京和天津两地公安机关，已经是焦头烂额了。
中央和公安部对此案极为关注，甚至可以说是震怒。一道道加急电报、一个个紧急电话从上面打下来，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：不惜一切代价，迅速破案，擒获淫魔！案件晚破一天，就会有更多无辜的孩子受到伤害，就会对首都的治安稳定造成更加不良的影响。
有人私下里传，说上面有位老同志听完案情汇报后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只说了一句话：“这个案子不破，我没脸见老百姓。”
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下面的人还能说什么？
北京市公安局将此案件列为一号案件，天津市也将此案列为头号案件。两座城市投入了大量的警力，几乎把能调动的刑警、片警、治安警都撒了出去。排查一切可疑场所，从火车站到长途汽车站，从录像厅到台球室，从出租屋到小旅馆，地毯式地过了一遍又一遍。
有过前科的嫌疑人，不管是抢劫、盗窃还是流氓罪，只要年龄和体貌特征沾点边的，全都被提溜出来一个一个地过筛子。光是京津两地就排查了上万名嫌疑人，笔录做了几千份，但愣是没有一个对得上的。
此人就像一条泥鳅，滑不留手，在警方的天罗地网里钻来钻去，就是抓不着。
经过反复的串并案分析，警方最终认定：两年来在京津两地连续发生的数十起尾随小女孩强奸抢劫系列案件，都是同一名男青年所为。
这个结论让所有的办案民警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一个人，两年，跨两座直辖市，作案七十多起，受害人全部是未成年的小女孩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个人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，意味着他每次作案都是精心策划的，意味着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，并且对此毫无悔意。
根据数十名受害者的描述，警方拼凑出了这个恶魔的大致样貌：男，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，身高一米七左右，偏瘦，长脸，左脸颊有一道明显的疤痕，喜欢穿灰色西服，头发经常乱蓬蓬的，骑一辆绿色的二八自行车，操河北口音。
这些特征，每一个办案民警都背得滚瓜烂熟，刻进了脑子里。
市局领导在动员会上拍了桌子：“这个人，必须抓住！谁抓住了，重奖！破不了案，谁也别想过安生日子！”
警方曾经尝试主动出击。通过对所有案件的发案时间和地点进行梳理分析，侦查员们发现了一个规律：最初案发集中在宣武和丰台等南城区域，后来逐渐向北向东蔓延，进入了朝阳、海淀和西城。
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罪犯很可能不是本地人。如果是本地人，他的作案半径应该是相对固定的，不太可能出现这种从南到北、从西到东的无序跳跃。这种跳跃式的作案轨迹，更像是一个外来人员每次进入北京后随机选择目标的结果。
警方判断：罪犯应该是外地人，很有可能是乘坐长途汽车到木樨园长途客运站，然后再换乘市内公交伺机作案。
顺着这条思路，侦查员们跑到廊坊、跑到天津、跑到保定，把沿途所有的长途客运站都摸了一遍，走访了上百名司机和售票员，拿着嫌疑人的模拟画像一个个地问：“见过这个人没有？”
答案是清一色的摇头。
线索又断了。
后来，在黄寺地区发生的两起案件中，警方终于捞到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。有目击者证实，在案发时间段内，看见一名穿着拖鞋、骑着自行车的男青年两次出现在现场附近。那辆自行车上好像还挂着一袋肉馅，像是刚从菜市场出来的样子。
穿拖鞋，骑自行车，还带着肉馅，这不像是一个从外地流窜来的人。外地来作案的人，谁会穿着拖鞋骑自行车满街跑？谁会作案之前先去菜市场买肉馅？
这应该是个本地人，或者至少是个在北京有固定住所的人。
这条线索让侦查员们兴奋了一阵子。他们围绕黄寺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摸排，对周边几个居委会的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挨家挨户地核对，对所有符合体貌特征的年轻男性逐一登记造册。
然而，兴奋过后的依然是失望。
几百号人摸了一遍，愣是没找到那个左脸颊有疤痕的人。
至此，所有的主动出击都以失败告终。警方只能把最后的希望，寄托在一个最笨、最原始、也是最无奈的办法上，
蹲守。
从1994年秋天开始，宣武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抽调了二十多名精干的侦查员，化整为零，撒在了辖区内几个重点区域的大街小巷里。这些人穿着便衣，有的扮成修自行车的，有的扮成卖报纸的，有的就干脆坐在马路牙子上抽烟，眼睛却始终像鹰一样扫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。
一天，两天，三天。
一周，两周，三周。
秋天的叶子从绿变黄，从黄变枯，一片一片地落下来，铺满了胡同里的青石板路。侦查员们的眼睛熬红了，鞋子磨破了，烟抽了一条又一条，可那个左脸颊上有疤痕的身影，始终没有出现。
有人开始动摇了：“会不会是人已经跑了？”
“会不会是画像画得不像，本人根本不是那个样子的？”
“会不会是已经在外地被抓了，那边没跟咱们通报？”
带队的刑警大队长一句话堵住了所有人的嘴：“蹲。上面说了，蹲不到人不许撤。”
于是继续蹲。
1994年11月2日，星期四。
北京的天黑得越来越早了。下午四点多钟，太阳就已经偏西了，光线变得昏黄而柔和，把宣武区那些老旧的楼房和胡同罩上了一层温暖的颜色。街上的行人行色匆匆，赶着回家做晚饭的，赶着去学校接孩子的，赶着去菜市场抢最后一把便宜菜的。
宣武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老侦查员沈凤鸣，这天下午蹲守在旧市府大楼煤气站附近。
老沈那年四十六岁，干刑警快二十年了，是队里出了名的“鹰眼”，认人准，记性好，凡是他过过一眼的嫌疑人，隔了半年在街上碰上都能认出来。这些年他亲手抓过的犯罪分子少说也有上百号，什么样的狡猾人物没见过？
可这个案子，还是让他觉得心里头堵得慌。
七十多个小女孩啊。老沈自己也有个闺女，那年刚上初中。每次看到案卷里那些受害者的描述，他都觉得有一把钝刀子在心口上一下一下地拉。他不敢跟媳妇说太多案子的事，怕她害怕，更怕闺女害怕。可他自己知道，这个案子一天不破，他一天睡不着觉。
他从早上八点就出来了，这会儿已经在煤气站附近转悠了八个多小时。中午就着冷风啃了两个烧饼，喝了一壶凉茶，这会儿嘴里头干得发苦。他摸出一根烟点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，很快就被秋风吹散了。
就在这时候，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。
前方大约三十米的地方，一个骑自行车的男青年正慢悠悠地从东边过来。灰色的西服，绿色的二八自行车，中分的头发，左脸颊上，
一道疤。
老沈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，像是被人用拳头狠狠地捶了一记。他的手微微发抖，但脸上的表情纹丝未动，甚至还不紧不慢地又吸了一口烟，把烟头扔在地上，用脚尖碾灭了。
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，慢慢朝那个男青年的方向走过去。脚步不急不缓，目光也不直直地盯着看，而是用余光锁定着那个灰色的影子。
越来越近了。
三十米，二十米，十五米。
老沈看清楚了。灰色西服，皱巴巴的，袖口磨得发白，扣子掉了两颗也没缝上。头发乱蓬蓬的，像是早上起来就没梳过。左脸颊那道疤从颧骨一直延伸到下颌，大概有两三厘米长，微微凸起，是那种陈旧性疤痕。二八自行车很旧，车架上锈迹斑斑，但骑起来一点儿声响都没有，可见链条上得很紧，保养得仔细。
体貌特征和嫌疑人画像几乎一模一样。
老沈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但他的脚步依然不紧不慢，甚至还低头又摸出一根烟来点上，若无其事地吐了个烟圈。
那个男青年在煤气站附近转了两圈，东张西望的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他的目光在一些居民楼的单元门口停留了几秒钟，又移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似乎什么都没找到，调转车头，蹬着车子往北边去了。
说时迟那时快。
老沈把烟头往地上一扔，三步并作两步跨上自己的自行车，猛蹬了几下追了上去。两辆自行车之间的距离在迅速缩短，十米，五米，三米，
“站住！”
老沈一声暴喝，声音在寂静的胡同里炸开，像一颗闷雷。
“我是公安局的！”
那个男青年的后背明显僵了一下。他猛地转过头来，看见了身后追上来的老沈，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恐。那一瞬间的眼神，老沈一辈子都忘不了，那不是普通人的惊慌，而是野兽被逼到绝路时才会露出的、那种混杂着恐惧和凶残的光芒。
男青年猛地一蹬脚蹬子，自行车“嗖”地窜了出去，疯了一样地往前跑。
跑？你能跑哪儿去？
老沈把腰一伏，两条腿像活塞一样疯狂地蹬着踏板，链条“哗啦啦”地响着。他在这条街上蹲了快一个月了，哪条路通哪、哪有岔口，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。
两辆自行车在胡同里展开了生死追逐。车轮碾过柏油路面发出刺耳的摩擦声，路边的行人被吓得纷纷躲闪。有一个大妈正提着一篮子菜过马路，被男青年的自行车擦着衣角冲过去，吓得“哎哟”一声，菜篮子掉在地上，西红柿滚了一地。
老沈紧咬着不放，前方是一个丁字路口，他提前预判了对方的路线，猛地加速从内道切了过去。前轮超过了男青年的后轮，紧接着车把猛地一别，
“咣当！”
两声几乎连在一起的巨响，两辆自行车同时摔了出去，在水泥路面上滑出去好几米远，火星四溅。老沈在自行车倒地的瞬间就松了手，整个人顺势往前一扑，借着惯性一个鱼跃，不偏不倚地扑倒在了那个男青年的身上。
两个人在地上扭打在了一起。
那个男青年的力气大得出奇，像一头被激怒的野猪，拼命地挣扎着。他一肘子顶在老沈的胸口上，老沈闷哼一声，但手上的劲儿一点都没松。他的右手死死地扣住男青年的左手腕，左膝压住对方的大腿，整个人像一块牛皮糖一样黏在了对方身上。
“来人！在这儿呢！”老沈扯着嗓子喊了一声。
话音刚落，四面八方的胡同口里，像变戏法一样冒出了好几个人影。有穿夹克的，有穿工作服的，还有一个穿着军大衣的，全是宣武分局刑警大队的便衣侦查员。他们在这片区域已经蹲了将近一个月，彼此之间的配合早就形成了默契。
几秒钟的工夫，五六个人就围了上来，七手八脚地把那个男青年摁在了地上。
“别动！老实点！”
“把手背过来！”
“铐上！”
冰凉的金属手铐“咔嗒”一声扣在手腕上，男青年的挣扎终于停止了。他趴在地上，脸贴着冰凉的水泥路面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灰西服上沾满了灰土和落叶。
老沈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弯腰看了看这个被他追了整整三条胡同才逮住的人。
左脸颊上那道疤，在暮色里看得更清楚了。
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感觉胸口那块压了将近两年的石头，终于松动了一点。
经过简单的现场询问，警方得知这个人叫马红艳，二十八岁，河北廊坊人。他说自己是来北京找工作的，刚才骑车路过这里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追他。
“找工作？你这身行头是来找工作的？”一个年轻侦查员冷笑了一声，“找工作你东张西望看什么呢？”
马红艳不说话了，低着脑袋，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。
他被带回了宣武公安分局的审讯室。
那间审讯室不大，十几平方米，一张桌子，三把椅子，墙上刷着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八个大字。日光灯管发出惨白色的光，照在马红艳灰败的脸上，让他看上去像一具失去了灵魂的躯壳。
马红艳坐在那把固定的铁椅子上，手铐已经解开了，但椅子扶手上的铁环还扣着他的手腕。他一坐下来就开始抖腿，左腿抖完右腿抖，像是在催着什么似的。
审讯的警官坐下来，不紧不慢地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马红艳。”
“年龄。”
“二十八。”
“籍贯。”
“河北廊坊。”
“干什么的？”
“没工作，以前在管道局通讯处干过电缆工，后来不干了。”
“为什么来北京？”
“我说了，找工作的。”
“找什么工作？”
“还没找到呢。”
他的回答滴水不漏，表情也是一副无辜的样子。甚至还能挤出点笑容来，歪着脑袋看看审讯的警官，又扭头看看墙角坐着的记录员，像是在说：你们抓错人了，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，搞这么大阵仗干什么？
审讯的警官不急不躁。他们在公安系统干了这么多年，什么样的犯罪嫌疑人没见过？这种装疯卖傻、矢口否认的套路，他们见得多了。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
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，审讯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。一个穿着白大褂的技术员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递给了主审警官。
主审警官接过文件，不紧不慢地翻开，目光在上面停留了几秒钟，然后抬起头来，看着马红艳。
那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，可马红艳看到那个眼神的时候，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，抖腿的动作猛地停住了。
“马红艳，”主审警官的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审讯室里，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，“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你在七十多起案发现场留下的指纹，和你本人的指纹，完全一致。”
几个字，像几颗子弹，一颗一颗地打在马红艳的身上。
他的脸色在那一瞬间变成了死人一样的灰白色。嘴唇哆嗦了两下，像是想说什么，但一个字都没发出来。他的身体开始剧烈地发抖，幅度比刚才大得多，连带着那把固定在水泥地面上的铁椅子都在“嗡嗡”地响。
“还不交代？”主审警官淡淡地说，“你的事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这两年你在北京干了什么，在天津干了什么，每一桩每一件，上面都有数。你是想一桩一桩地交代，还是想让我们替你说？”
审讯室里安静了足有半分钟。
然后，马红艳的肩膀猛地垮了下去，像是身上的骨头被抽走了一样。他的脑袋低垂着，差点碰到面前的铁桌子的边缘，整个人瘫在那把铁椅子上，像一个被扎破了的气球。
“我……我说。”他的声音沙哑而低沉，几乎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，“我都说。”
他终于承认，自己就是京津两地警方通缉了两年之久的系列案件罪犯。
那个让无数家庭夜不能寐、让无数父母担惊受怕的恶魔，此刻就蜷缩在这间审讯室的铁椅子上，像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癞皮狗。
马红艳，一九六六年出生，河北省廊坊市人。案发前在廊坊市管道局通讯处当电缆工，后来辞职在家。他结过婚，有一个女儿，但就在案发前不久，妻子跟他离了婚。
离婚的原因说起来也不复杂，这个人嗜赌成性。
马红艳这个人，一到赌桌上就走不动道。打牌、推牌九、押宝，什么都玩，越玩越大，越输越赌，越赌越输。赌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滚到最后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欠了多少人的钱。
为了弄钱还债，也为了继续赌博，他开始动起了歪脑筋。
从一九九二年开始，每次赌输了钱，马红艳就坐长途汽车从廊坊到北京或者天津，随机寻找目标下手。他这个人做事有个特点，就是特别会琢磨。他不是一个莽撞的犯罪分子，他在动手之前，会花大量的时间去观察、去分析、去选择最合适的目标。
他的目标，就是那些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小女孩。
在马红艳看来，这个群体是完美的猎物，白天家里没有大人，只有小女孩一个人在家；脖子上挂着钥匙意味着她家的门很容易就能打开；小女孩年纪小，力气小，没有反抗能力；而且除了抢劫之外，还能满足他变态的欲望。
“现在的家庭啊，都是双职工，白天家里头没人。小孩子习惯在脖子上套根钥匙绳，凡是这样的，都好得手。”马红艳后来在交代作案动机的时候，用一种近乎平淡的语气说出了这番话，好像在讨论的不是残害幼女，而是在说什么买菜的心得。
可怜那些家长们，怕孩子丢了钥匙回不了家，特意把钥匙绳挂在孩子的脖子上，却不成想，这恰恰成了马红艳眼里最容易被侵害的标志。
他的作案流程非常固定：先坐公交车或者长途汽车到达目的地城市，然后随机盗窃或者租用一辆自行车，骑着车在大街小巷转悠，专门盯着那些放学后独自回家的小女孩。一旦发现目标，他就尾随其后，观察她进了哪栋楼、哪个单元、哪一层。等小女孩打开门进去之后，他就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敲门。
“我是来修水管的。”“我是送煤气的。”“你爸爸让我来取个东西。”“你家楼下的水管漏了，我看看怎么回事。”这些拙劣的借口，对成年人来说或许不值一提，但对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来说，却足以让她放下防备，伸手去开门。
门一开，一切就都来不及了。
他进屋之后，先是翻箱倒柜地搜刮财物，金银首饰、现金存折、值钱的小件电器，什么都拿。然后，他就会对那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小女孩实施性侵犯。
两年时间，七十多起案件。
光是在北京，他就作案六十多起。犯罪的足迹遍布东城、西城、宣武、丰台、海淀、朝阳，几乎覆盖了整个北京市区。他抢走的财物，累计价值超过了一百万元，在那个平均月工资只有几百块钱的年代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每次作案之后，他都会迅速离开现场，骑上自行车消失在胡同的深处，然后换乘长途汽车返回廊坊，绝不在案发城市多停留一分钟。
这就是为什么京津两地的警方撒下天罗地网，却始终抓不到他的原因，他根本就不住在北京或者天津，他是一个昼伏夜出、来无影去无踪的“幽灵”。
马红艳被抓的当天，北京和廊坊两地的公安干警就联合行动，赶到了他位于廊坊市的家中进行搜查。
那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区，红砖楼房，楼道里堆着各家各户的杂物。马红艳的父母住在这里，两个老人都是老实本分的退休工人，街坊邻居提起他们来都说“好人”“和善”“从来没跟人红过脸”。
当公安干警亮出搜查证的时候，老两口的反应是震惊到了极点。
“不可能！这绝对不可能！”马红艳的母亲哭喊着说，“我儿子虽然不成器，好赌，可他不会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啊！”
马红艳的父亲则是一言不发，铁青着脸坐在沙发上，一双干枯的手抖得厉害。
可当公安干警从马红艳的卧室里搜出一箱箱赃物的时候，老两口的表情从震惊变成了绝望。
钟表、金银首饰、组合音响、摄像机、录像机、照相机、Vcd、bp机、人民币现金、外汇券、国库券……各种值钱的东西满满当当地堆了大半个屋子。光是金银首饰就有好几十件，戒指、项链、耳环、手镯，金的银的都有，有些上面还沾着尘土，有些则是崭新的，连包装都没拆。
这些东西，都是从那些小女孩的家里抢来的。
除了这些赃款赃物，公安干警还从马红艳的住处搜出了六四式手枪子弹三十五发、猎枪子弹十发。
三十五发手枪子弹。
这个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，所有知情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个恶魔不但有枪，而且有足够的弹药。如果他当时带了枪，如果老沈在抓捕他的时候他开了枪……
后果不堪设想。
邻居们听说马红艳被抓的消息，都感到难以置信。
“马红艳？就那个不爱说话的小伙子？”
“真的假的？他平时连大声说话都没见过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”
“你们搞错了吧？他见人连招呼都不怎么打的，看着挺老实一个人。”
可当他们得知了案情细节之后，所有人的表情都变了。有人骂“禽兽”，有人说“枪毙他一百回都不够”，有人捂着嘴不敢相信，有人沉默着摇了摇头。
“真想不到啊，”一个邻居大妈叹了口气，“这样一个不言不语、看着老实巴交的人，竟然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来。老天爷不长眼啊。”
马红艳的父亲在搜查结束后，当着公安干警的面，老泪纵横地说了一句话：“他不是我的儿子，他是个畜生，是个不通人性的畜生！”
老人的声音里，有愤怒，有羞耻，有绝望，也有一丝无法言说的悲痛，不管怎么说，那毕竟是他的儿子。
后来，有记者到看守所采访马红艳。
记者问：“马红艳，你自己有孩子吗？”
马红艳低着头，声音很小：“有，有一个女儿。”
记者的声音有些颤抖了，但还是尽量保持着平静：“你也有一个女儿，一个可爱的小女儿。当你对那些年幼无知、毫无反抗能力的小女孩施暴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自己也有孩子？如果你的女儿被人施暴，为人父的你，当作何感想？”
审讯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。
马红艳始终低着头，看不清他的表情。他的肩膀微微耸动着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又像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最后，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一句：“我没有想过。”
记者又问：“此时此刻，你的心情是怎样的？”
马红艳说：“害怕极了。”
害怕极了。
那些被他侵害的小女孩，那些在他面前瑟瑟发抖的小姑娘，她们当时的心情，何尝不是“害怕极了”？那些小女孩的父母，那些在深夜无法入睡的家长，那些因为担心而每天请假去校门口接孩子的爸爸妈妈，他们的心情，又何尝不是“害怕极了”？
可马红艳从来不会去想这些。
直到他自己被抓起来，关在看守所里，面对着可能的死刑判决的时候，他才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害怕。
晚了。
一切都晚了。
马红艳被抓获后，案件很快被移送司法机关。经过审理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、抢劫罪、流氓罪等多项罪名，一审判处马红艳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马红艳没有上诉。
一九九二年的春天，来得格外早。
北京宣武区的胡同里，槐树刚刚抽了新芽，阳光从光秃秃的枝丫间漏下来，洒在青灰色的砖墙上，斑斑驳驳的。空气里还带着些料峭的寒意，可街面上已经热闹起来了，卖早点的三轮车吱吱呀呀地碾过柏油路，炸油条的香味顺着风飘出去老远。
粉房小学的三年级女生小雪，那天中午放学的时候心情特别好。
不为别的，就因为她语文考了九十二分，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她。她把卷子仔细折好，塞进书包最里层，想着回家一定要给妈妈看看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她蹦蹦跳跳的，两个小辫子一甩一甩，书包在屁股后面啪嗒啪嗒地拍着。
小雪家住在一栋老式的六层居民楼里，三楼，两间房。那个年代北京的居民楼大多是这样，灰色的水泥外墙，木头框的窗户，楼道里总是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，像是炒菜油烟混着潮湿的空气，经年累月地渗进了墙壁里。
她掏出脖子上挂着的钥匙绳，熟练地打开了家门。
家里没人。
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小雪的爸爸妈妈都在工厂上班，中午回不来。她妈早上出门前就把饭菜给她留好了，扣在桌上的纱罩下面，一碗米饭，一盘西红柿炒鸡蛋，还有半根火腿肠。那时候火腿肠可是稀罕东西，不是天天都能吃上的。
小雪放下书包，洗了手，坐到饭桌前，端起碗正准备往嘴里扒拉第一口饭。
就在这时候，
“咚咚咚！”
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。
那声音又重又急，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刺耳。小雪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，歪着脑袋朝着门口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心想这时候谁会来呢？是隔壁的王奶奶？还是楼下的刘阿姨来借东西？
她放下饭碗，从椅子上出溜下来，小跑着到了门口，踮起脚尖凑到门缝那儿问了一句：“谁呀？”
门外安静了一瞬，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响了起来，语气随意而自然：“我给你家检修煤气管道的。”
检修煤气管道？
小雪想了想，好像前几天妈妈确实提过一嘴，说楼里要统一检查煤气管道，让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别给陌生人开门。可这个人说是来检修管道的呀，那应该就是物业派来的吧？
八九岁的孩子，哪里分得清楚这些。
她连猫眼都没看，那个年代很多居民楼的门上根本就没有猫眼，伸手就把门锁拧开了。
门刚开了一条缝，一只大手就从外面猛地伸了进来，“砰”的一声把门推了个大开。
小雪还没来得及看清来人的长相，一团灰色的影子就已经挤进了门里。那是一个身穿灰色西服的男人，头发乱蓬蓬的，像是好几天没洗过，脸上带着一种让人后背发凉的怪笑。他的眼睛先是扫了一眼小雪，然后迅速地在屋子里面转了一圈，像是在确认什么。
屋子里很安静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饭桌上那碗还没动过的米饭上，照在半截火腿肠上，照在这个扎着两个小辫子的小姑娘身上。
男人笑了，咧着嘴，露出一口因为常年抽烟而泛黄的牙齿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一股子说不出的邪气：“小妞，就你一个人？”
小雪仰着脸看着他，心里面其实已经有些害怕了。她虽然小，但又不是什么都不懂，这个人给她的感觉不对，和胡同里那些熟面孔的叔叔大爷不一样，他身上有股子让人不舒服的味道，眼神也让人害怕。
但她还是怎么都没想到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
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，想转身跑回饭桌那儿去。也许是觉得回到了刚才坐着的地方，就能回到刚才那种安安静静吃饭的状态里去，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。
她刚扭过头去，还没迈出步子，一只铁钳般的大手就从身后伸过来，死死地掐住了她细小的脖子。
那只手又大又糙，五根手指像五根铁钩子一样扣在她颈侧的皮肉上，指腹上厚实的茧子硌得她生疼。小雪整个人被往后一拽，脚后跟离了地，嘴巴张开了，却叫不出声来，不是不想叫，是脖子被掐得太紧，气都喘不上来了，哪还能发出声音？
她拼命扭过头去，余光里看见那个自称检修煤气管道的男人，另一只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大菜刀。
刀刃在午后的阳光里闪着冷白色的光，刺得她眼睛一酸，眼泪“唰”地就下来了。
小雪浑身都在发抖，像秋天枝头最后一片树叶那样，在风中簌簌地抖个不停。她不敢喊，也不敢哭出声来，只能咬着嘴唇，眼泪顺着脸颊啪嗒啪嗒地往下掉，滴在那件妈妈给她织的红毛衣上，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。
男人看她老实了，松开了掐她脖子的手，转身就开始翻箱倒柜。
衣柜门被猛地拽开，衣服扔了一地。五斗柜的抽屉被拉出来扣在地上，里面的东西骨碌碌地滚出来，针线盒、旧电池、几封用牛皮纸信封装的信。他甚至弯腰去翻了床底下的鞋盒，把里面攒的零钱一把一把地抓出来，塞进自己的裤兜里。
小雪就那样缩在墙角里，两只手抱着膝盖，看着这个陌生男人在她家里翻了个底朝天。她看见他把妈妈放在大衣柜最里层的那个铁盒子拿了出来，那里面放着家里的存折和两百块钱现金，是妈妈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。
她觉得时间过得好慢，慢得像是被人按下了暂停键。
男人的动作很快，显然不是头一回干这种事。前后不过五六分钟，能拿的值钱东西就都被他装进了从衣柜里随手扯出来的一条枕套里，鼓鼓囊囊的一大包。
可他并没有要走的意思。
他直起腰来，转过身，目光重新落在了蜷缩在墙角的小雪身上。那双眼睛里泛着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光，嘴角慢慢往上翘，露出一个淫邪的笑容。
小雪虽然才九岁，可她从那个笑容里读出了某种本能的、让她从骨子里往外冒寒气的危险。那种恐惧比刚才看到菜刀时还要强烈一百倍，因为菜刀砍下来是一瞬间的事，而这个笑容意味着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只知道那一定是比死还要可怕的事情。
她浑身哆嗦得连牙齿都在打颤，上下牙磕在一起发出细微的“咯咯”声。她想跑，可腿软得像是灌了铅一样，一步都迈不动。
男人像一只盯上猎物的饿狼，一步一步地朝她走过来，灰西服的下摆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摆动，皮鞋踩在散落一地的衣物上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。
小雪闭上眼睛，泪水从紧阖的眼缝里挤了出来。
……
当一切终于结束的时候，小雪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墙角的角落里缩了多久。她只记得阳光在墙上的影子从东边移到了西边，屋子里安静极了，只有厨房水龙头没关紧，“滴答、滴答”地往下滴水。
那个男人已经走了。
门大敞着，楼道里灌进来的风吹动了散落在地上的衣服，吹动了那张被踩了一个脚印的语文试卷，九十二分，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她。
小雪把自己缩得更紧了一些，像是要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上藏起来。
后来是隔壁的王奶奶先发现的。她路过小雪家门口，看见门敞着，屋子里面一片狼藉，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，赶紧进来一看，小姑娘缩在墙角，浑身都在发抖，脸上的泪痕已经干了，但嘴唇还是青紫色的。
王奶奶一把将小雪搂在怀里，手忙脚乱地去够桌上的电话机，哆嗦着拨了110。
然后又拨了小雪妈妈工厂的电话。
接电话的是传达室的老李头，王奶奶声音都变了调：“快叫小雪的妈回来！出事了！赶紧回来！”
那一天，北京城春天的尾巴上，又多了一个破碎的家庭，又多了一个一生都无法走出阴影的小女孩。
而这一切，才刚刚开始。
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，北京和天津两地的老百姓中间，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，
“你们听说了没有？有个专门祸害小女孩的畜生，专挑白天大人不在家的时候下手，尾随那些脖子上挂钥匙的小姑娘进门，糟蹋完了还抢东西！”
“我也听说了！光我们家那边就出了三四起了！”
“不止咱们北京，天津那边也有，少说好几十个了！”
消息越传越广，情节越传越惨，越传越邪乎。有人说那歹徒会飞檐走壁，有人说那歹徒手里有枪，还有人说那歹徒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团伙，专门拐卖小女孩的。各种版本在街头巷尾、茶余饭后被翻来覆去地念叨，添油加醋，越说越离谱。
而真实的情况，已经足够让人胆寒了。
小学门口、辅导站门前、少年宫周围，每天早上和傍晚，都聚集着大批来接孩子的家长。有爸爸，有妈妈，有头发花白的爷爷奶奶，还有腰都直不起来却非要亲自来接外孙女的姥姥姥爷。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，交头接耳地议论着，脸上写满了焦虑和不安。
“你家孩子也接到手了？我每天提前一个小时下班，就为了来接她。”
“一个小时算什么？我请了半天假！宁可扣工资，也不敢让孩子一个人走啊。”
“可不是嘛，我们家那口子说了，要是孩子有个三长两短，日子还怎么过？”
有些家里实在抽不出人的，就几家合起来排班，今天你接，明天我接，轮流来。那些没有大人来接的孩子，老师也不敢让她们自己走，留在教室里等着，等到最后一个家长来了才能离开。
这一道独特的“风景线”，这道由焦虑的父母和孤独的孩子共同组成的城市图景，就是因为这起系列尾随强奸幼女案。
北京和天津两座城市的老百姓，普遍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。尤其是那些家里有小女孩的，更是又惊又怕，寝食难安。妈妈们不敢让孩子一个人在家，不敢让孩子自己上下学，不敢让女儿离开自己的视线哪怕一小会儿。晚上睡觉前要把门窗检查好几遍，听到楼道里有脚步声就竖着耳朵听半天。
“安全”这个词，在那两年里，成了一件奢侈品。
而北京乃至中央，则早已经接到了公安机关的通报，
近两年来，北京和天津两市连续发生七十多起恶性案件。犯罪嫌疑人系一名二十多岁的男性青年，专门尾随佩戴家门钥匙的小女孩，尾随入室后，先实施暴力猥亵和强奸，再抢劫家中财物。作案手段极其残忍，性质极其恶劣，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，已经严重影响到两地的社会治安状况和社会稳定。
七十多起。
不是七起，不是十七起，是七十多起。
每一个数字背后，都是一个不到十四岁的小女孩，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。
消息传到上面的时候，据说领导同志拍了桌子：“这样的败类还能让他逍遥法外这么久？公安是干什么吃的！”
事实上，此时的北京和天津两地公安机关，已经是焦头烂额了。
中央和公安部对此案极为关注，甚至可以说是震怒。一道道加急电报、一个个紧急电话从上面打下来，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：不惜一切代价，迅速破案，擒获淫魔！案件晚破一天，就会有更多无辜的孩子受到伤害，就会对首都的治安稳定造成更加不良的影响。
有人私下里传，说上面有位老同志听完案情汇报后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只说了一句话：“这个案子不破，我没脸见老百姓。”
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下面的人还能说什么？
北京市公安局将此案件列为一号案件，天津市也将此案列为头号案件。两座城市投入了大量的警力，几乎把能调动的刑警、片警、治安警都撒了出去。排查一切可疑场所，从火车站到长途汽车站，从录像厅到台球室，从出租屋到小旅馆，地毯式地过了一遍又一遍。
有过前科的嫌疑人，不管是抢劫、盗窃还是流氓罪，只要年龄和体貌特征沾点边的，全都被提溜出来一个一个地过筛子。光是京津两地就排查了上万名嫌疑人，笔录做了几千份，但愣是没有一个对得上的。
此人就像一条泥鳅，滑不留手，在警方的天罗地网里钻来钻去，就是抓不着。
经过反复的串并案分析，警方最终认定：两年来在京津两地连续发生的数十起尾随小女孩强奸抢劫系列案件，都是同一名男青年所为。
这个结论让所有的办案民警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一个人，两年，跨两座直辖市，作案七十多起，受害人全部是未成年的小女孩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个人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，意味着他每次作案都是精心策划的，意味着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，并且对此毫无悔意。
根据数十名受害者的描述，警方拼凑出了这个恶魔的大致样貌：男，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，身高一米七左右，偏瘦，长脸，左脸颊有一道明显的疤痕，喜欢穿灰色西服，头发经常乱蓬蓬的，骑一辆绿色的二八自行车，操河北口音。
这些特征，每一个办案民警都背得滚瓜烂熟，刻进了脑子里。
市局领导在动员会上拍了桌子：“这个人，必须抓住！谁抓住了，重奖！破不了案，谁也别想过安生日子！”
警方曾经尝试主动出击。通过对所有案件的发案时间和地点进行梳理分析，侦查员们发现了一个规律：最初案发集中在宣武和丰台等南城区域，后来逐渐向北向东蔓延，进入了朝阳、海淀和西城。
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罪犯很可能不是本地人。如果是本地人，他的作案半径应该是相对固定的，不太可能出现这种从南到北、从西到东的无序跳跃。这种跳跃式的作案轨迹，更像是一个外来人员每次进入北京后随机选择目标的结果。
警方判断：罪犯应该是外地人，很有可能是乘坐长途汽车到木樨园长途客运站，然后再换乘市内公交伺机作案。
顺着这条思路，侦查员们跑到廊坊、跑到天津、跑到保定，把沿途所有的长途客运站都摸了一遍，走访了上百名司机和售票员，拿着嫌疑人的模拟画像一个个地问：“见过这个人没有？”
答案是清一色的摇头。
线索又断了。
后来，在黄寺地区发生的两起案件中，警方终于捞到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。有目击者证实，在案发时间段内，看见一名穿着拖鞋、骑着自行车的男青年两次出现在现场附近。那辆自行车上好像还挂着一袋肉馅，像是刚从菜市场出来的样子。
穿拖鞋，骑自行车，还带着肉馅，这不像是一个从外地流窜来的人。外地来作案的人，谁会穿着拖鞋骑自行车满街跑？谁会作案之前先去菜市场买肉馅？
这应该是个本地人，或者至少是个在北京有固定住所的人。
这条线索让侦查员们兴奋了一阵子。他们围绕黄寺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摸排，对周边几个居委会的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挨家挨户地核对，对所有符合体貌特征的年轻男性逐一登记造册。
然而，兴奋过后的依然是失望。
几百号人摸了一遍，愣是没找到那个左脸颊有疤痕的人。
至此，所有的主动出击都以失败告终。警方只能把最后的希望，寄托在一个最笨、最原始、也是最无奈的办法上，
蹲守。
从1994年秋天开始，宣武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抽调了二十多名精干的侦查员，化整为零，撒在了辖区内几个重点区域的大街小巷里。这些人穿着便衣，有的扮成修自行车的，有的扮成卖报纸的，有的就干脆坐在马路牙子上抽烟，眼睛却始终像鹰一样扫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。
一天，两天，三天。
一周，两周，三周。
秋天的叶子从绿变黄，从黄变枯，一片一片地落下来，铺满了胡同里的青石板路。侦查员们的眼睛熬红了，鞋子磨破了，烟抽了一条又一条，可那个左脸颊上有疤痕的身影，始终没有出现。
有人开始动摇了：“会不会是人已经跑了？”
“会不会是画像画得不像，本人根本不是那个样子的？”
“会不会是已经在外地被抓了，那边没跟咱们通报？”
带队的刑警大队长一句话堵住了所有人的嘴：“蹲。上面说了，蹲不到人不许撤。”
于是继续蹲。
1994年11月2日，星期四。
北京的天黑得越来越早了。下午四点多钟，太阳就已经偏西了，光线变得昏黄而柔和，把宣武区那些老旧的楼房和胡同罩上了一层温暖的颜色。街上的行人行色匆匆，赶着回家做晚饭的，赶着去学校接孩子的，赶着去菜市场抢最后一把便宜菜的。
宣武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老侦查员沈凤鸣，这天下午蹲守在旧市府大楼煤气站附近。
老沈那年四十六岁，干刑警快二十年了，是队里出了名的“鹰眼”，认人准，记性好，凡是他过过一眼的嫌疑人，隔了半年在街上碰上都能认出来。这些年他亲手抓过的犯罪分子少说也有上百号，什么样的狡猾人物没见过？
可这个案子，还是让他觉得心里头堵得慌。
七十多个小女孩啊。老沈自己也有个闺女，那年刚上初中。每次看到案卷里那些受害者的描述，他都觉得有一把钝刀子在心口上一下一下地拉。他不敢跟媳妇说太多案子的事，怕她害怕，更怕闺女害怕。可他自己知道，这个案子一天不破，他一天睡不着觉。
他从早上八点就出来了，这会儿已经在煤气站附近转悠了八个多小时。中午就着冷风啃了两个烧饼，喝了一壶凉茶，这会儿嘴里头干得发苦。他摸出一根烟点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，很快就被秋风吹散了。
就在这时候，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。
前方大约三十米的地方，一个骑自行车的男青年正慢悠悠地从东边过来。灰色的西服，绿色的二八自行车，中分的头发，左脸颊上，
一道疤。
老沈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，像是被人用拳头狠狠地捶了一记。他的手微微发抖，但脸上的表情纹丝未动，甚至还不紧不慢地又吸了一口烟，把烟头扔在地上，用脚尖碾灭了。
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，慢慢朝那个男青年的方向走过去。脚步不急不缓，目光也不直直地盯着看，而是用余光锁定着那个灰色的影子。
越来越近了。
三十米，二十米，十五米。
老沈看清楚了。灰色西服，皱巴巴的，袖口磨得发白，扣子掉了两颗也没缝上。头发乱蓬蓬的，像是早上起来就没梳过。左脸颊那道疤从颧骨一直延伸到下颌，大概有两三厘米长，微微凸起，是那种陈旧性疤痕。二八自行车很旧，车架上锈迹斑斑，但骑起来一点儿声响都没有，可见链条上得很紧，保养得仔细。
体貌特征和嫌疑人画像几乎一模一样。
老沈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但他的脚步依然不紧不慢，甚至还低头又摸出一根烟来点上，若无其事地吐了个烟圈。
那个男青年在煤气站附近转了两圈，东张西望的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他的目光在一些居民楼的单元门口停留了几秒钟，又移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似乎什么都没找到，调转车头，蹬着车子往北边去了。
说时迟那时快。
老沈把烟头往地上一扔，三步并作两步跨上自己的自行车，猛蹬了几下追了上去。两辆自行车之间的距离在迅速缩短，十米，五米，三米，
“站住！”
老沈一声暴喝，声音在寂静的胡同里炸开，像一颗闷雷。
“我是公安局的！”
那个男青年的后背明显僵了一下。他猛地转过头来，看见了身后追上来的老沈，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恐。那一瞬间的眼神，老沈一辈子都忘不了，那不是普通人的惊慌，而是野兽被逼到绝路时才会露出的、那种混杂着恐惧和凶残的光芒。
男青年猛地一蹬脚蹬子，自行车“嗖”地窜了出去，疯了一样地往前跑。
跑？你能跑哪儿去？
老沈把腰一伏，两条腿像活塞一样疯狂地蹬着踏板，链条“哗啦啦”地响着。他在这条街上蹲了快一个月了，哪条路通哪、哪有岔口，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。
两辆自行车在胡同里展开了生死追逐。车轮碾过柏油路面发出刺耳的摩擦声，路边的行人被吓得纷纷躲闪。有一个大妈正提着一篮子菜过马路，被男青年的自行车擦着衣角冲过去，吓得“哎哟”一声，菜篮子掉在地上，西红柿滚了一地。
老沈紧咬着不放，前方是一个丁字路口，他提前预判了对方的路线，猛地加速从内道切了过去。前轮超过了男青年的后轮，紧接着车把猛地一别，
“咣当！”
两声几乎连在一起的巨响，两辆自行车同时摔了出去，在水泥路面上滑出去好几米远，火星四溅。老沈在自行车倒地的瞬间就松了手，整个人顺势往前一扑，借着惯性一个鱼跃，不偏不倚地扑倒在了那个男青年的身上。
两个人在地上扭打在了一起。
那个男青年的力气大得出奇，像一头被激怒的野猪，拼命地挣扎着。他一肘子顶在老沈的胸口上，老沈闷哼一声，但手上的劲儿一点都没松。他的右手死死地扣住男青年的左手腕，左膝压住对方的大腿，整个人像一块牛皮糖一样黏在了对方身上。
“来人！在这儿呢！”老沈扯着嗓子喊了一声。
话音刚落，四面八方的胡同口里，像变戏法一样冒出了好几个人影。有穿夹克的，有穿工作服的，还有一个穿着军大衣的，全是宣武分局刑警大队的便衣侦查员。他们在这片区域已经蹲了将近一个月，彼此之间的配合早就形成了默契。
几秒钟的工夫，五六个人就围了上来，七手八脚地把那个男青年摁在了地上。
“别动！老实点！”
“把手背过来！”
“铐上！”
冰凉的金属手铐“咔嗒”一声扣在手腕上，男青年的挣扎终于停止了。他趴在地上，脸贴着冰凉的水泥路面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灰西服上沾满了灰土和落叶。
老沈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弯腰看了看这个被他追了整整三条胡同才逮住的人。
左脸颊上那道疤，在暮色里看得更清楚了。
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感觉胸口那块压了将近两年的石头，终于松动了一点。
经过简单的现场询问，警方得知这个人叫马红艳，二十八岁，河北廊坊人。他说自己是来北京找工作的，刚才骑车路过这里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追他。
“找工作？你这身行头是来找工作的？”一个年轻侦查员冷笑了一声，“找工作你东张西望看什么呢？”
马红艳不说话了，低着脑袋，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。
他被带回了宣武公安分局的审讯室。
那间审讯室不大，十几平方米，一张桌子，三把椅子，墙上刷着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八个大字。日光灯管发出惨白色的光，照在马红艳灰败的脸上，让他看上去像一具失去了灵魂的躯壳。
马红艳坐在那把固定的铁椅子上，手铐已经解开了，但椅子扶手上的铁环还扣着他的手腕。他一坐下来就开始抖腿，左腿抖完右腿抖，像是在催着什么似的。
审讯的警官坐下来，不紧不慢地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马红艳。”
“年龄。”
“二十八。”
“籍贯。”
“河北廊坊。”
“干什么的？”
“没工作，以前在管道局通讯处干过电缆工，后来不干了。”
“为什么来北京？”
“我说了，找工作的。”
“找什么工作？”
“还没找到呢。”
他的回答滴水不漏，表情也是一副无辜的样子。甚至还能挤出点笑容来，歪着脑袋看看审讯的警官，又扭头看看墙角坐着的记录员，像是在说：你们抓错人了，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，搞这么大阵仗干什么？
审讯的警官不急不躁。他们在公安系统干了这么多年，什么样的犯罪嫌疑人没见过？这种装疯卖傻、矢口否认的套路，他们见得多了。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
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，审讯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。一个穿着白大褂的技术员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递给了主审警官。
主审警官接过文件，不紧不慢地翻开，目光在上面停留了几秒钟，然后抬起头来，看着马红艳。
那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，可马红艳看到那个眼神的时候，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，抖腿的动作猛地停住了。
“马红艳，”主审警官的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审讯室里，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，“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你在七十多起案发现场留下的指纹，和你本人的指纹，完全一致。”
几个字，像几颗子弹，一颗一颗地打在马红艳的身上。
他的脸色在那一瞬间变成了死人一样的灰白色。嘴唇哆嗦了两下，像是想说什么，但一个字都没发出来。他的身体开始剧烈地发抖，幅度比刚才大得多，连带着那把固定在水泥地面上的铁椅子都在“嗡嗡”地响。
“还不交代？”主审警官淡淡地说，“你的事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这两年你在北京干了什么，在天津干了什么，每一桩每一件，上面都有数。你是想一桩一桩地交代，还是想让我们替你说？”
审讯室里安静了足有半分钟。
然后，马红艳的肩膀猛地垮了下去，像是身上的骨头被抽走了一样。他的脑袋低垂着，差点碰到面前的铁桌子的边缘，整个人瘫在那把铁椅子上，像一个被扎破了的气球。
“我……我说。”他的声音沙哑而低沉，几乎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，“我都说。”
他终于承认，自己就是京津两地警方通缉了两年之久的系列案件罪犯。
那个让无数家庭夜不能寐、让无数父母担惊受怕的恶魔，此刻就蜷缩在这间审讯室的铁椅子上，像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癞皮狗。
马红艳，一九六六年出生，河北省廊坊市人。案发前在廊坊市管道局通讯处当电缆工，后来辞职在家。他结过婚，有一个女儿，但就在案发前不久，妻子跟他离了婚。
离婚的原因说起来也不复杂，这个人嗜赌成性。
马红艳这个人，一到赌桌上就走不动道。打牌、推牌九、押宝，什么都玩，越玩越大，越输越赌，越赌越输。赌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滚到最后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欠了多少人的钱。
为了弄钱还债，也为了继续赌博，他开始动起了歪脑筋。
从一九九二年开始，每次赌输了钱，马红艳就坐长途汽车从廊坊到北京或者天津，随机寻找目标下手。他这个人做事有个特点，就是特别会琢磨。他不是一个莽撞的犯罪分子，他在动手之前，会花大量的时间去观察、去分析、去选择最合适的目标。
他的目标，就是那些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小女孩。
在马红艳看来，这个群体是完美的猎物，白天家里没有大人，只有小女孩一个人在家；脖子上挂着钥匙意味着她家的门很容易就能打开；小女孩年纪小，力气小，没有反抗能力；而且除了抢劫之外，还能满足他变态的欲望。
“现在的家庭啊，都是双职工，白天家里头没人。小孩子习惯在脖子上套根钥匙绳，凡是这样的，都好得手。”马红艳后来在交代作案动机的时候，用一种近乎平淡的语气说出了这番话，好像在讨论的不是残害幼女，而是在说什么买菜的心得。
可怜那些家长们，怕孩子丢了钥匙回不了家，特意把钥匙绳挂在孩子的脖子上，却不成想，这恰恰成了马红艳眼里最容易被侵害的标志。
他的作案流程非常固定：先坐公交车或者长途汽车到达目的地城市，然后随机盗窃或者租用一辆自行车，骑着车在大街小巷转悠，专门盯着那些放学后独自回家的小女孩。一旦发现目标，他就尾随其后，观察她进了哪栋楼、哪个单元、哪一层。等小女孩打开门进去之后，他就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敲门。
“我是来修水管的。”“我是送煤气的。”“你爸爸让我来取个东西。”“你家楼下的水管漏了，我看看怎么回事。”这些拙劣的借口，对成年人来说或许不值一提，但对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来说，却足以让她放下防备，伸手去开门。
门一开，一切就都来不及了。
他进屋之后，先是翻箱倒柜地搜刮财物，金银首饰、现金存折、值钱的小件电器，什么都拿。然后，他就会对那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小女孩实施性侵犯。
两年时间，七十多起案件。
光是在北京，他就作案六十多起。犯罪的足迹遍布东城、西城、宣武、丰台、海淀、朝阳，几乎覆盖了整个北京市区。他抢走的财物，累计价值超过了一百万元，在那个平均月工资只有几百块钱的年代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每次作案之后，他都会迅速离开现场，骑上自行车消失在胡同的深处，然后换乘长途汽车返回廊坊，绝不在案发城市多停留一分钟。
这就是为什么京津两地的警方撒下天罗地网，却始终抓不到他的原因，他根本就不住在北京或者天津，他是一个昼伏夜出、来无影去无踪的“幽灵”。
马红艳被抓的当天，北京和廊坊两地的公安干警就联合行动，赶到了他位于廊坊市的家中进行搜查。
那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区，红砖楼房，楼道里堆着各家各户的杂物。马红艳的父母住在这里，两个老人都是老实本分的退休工人，街坊邻居提起他们来都说“好人”“和善”“从来没跟人红过脸”。
当公安干警亮出搜查证的时候，老两口的反应是震惊到了极点。
“不可能！这绝对不可能！”马红艳的母亲哭喊着说，“我儿子虽然不成器，好赌，可他不会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啊！”
马红艳的父亲则是一言不发，铁青着脸坐在沙发上，一双干枯的手抖得厉害。
可当公安干警从马红艳的卧室里搜出一箱箱赃物的时候，老两口的表情从震惊变成了绝望。
钟表、金银首饰、组合音响、摄像机、录像机、照相机、Vcd、bp机、人民币现金、外汇券、国库券……各种值钱的东西满满当当地堆了大半个屋子。光是金银首饰就有好几十件，戒指、项链、耳环、手镯，金的银的都有，有些上面还沾着尘土，有些则是崭新的，连包装都没拆。
这些东西，都是从那些小女孩的家里抢来的。
除了这些赃款赃物，公安干警还从马红艳的住处搜出了六四式手枪子弹三十五发、猎枪子弹十发。
三十五发手枪子弹。
这个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，所有知情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个恶魔不但有枪，而且有足够的弹药。如果他当时带了枪，如果老沈在抓捕他的时候他开了枪……
后果不堪设想。
邻居们听说马红艳被抓的消息，都感到难以置信。
“马红艳？就那个不爱说话的小伙子？”
“真的假的？他平时连大声说话都没见过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”
“你们搞错了吧？他见人连招呼都不怎么打的，看着挺老实一个人。”
可当他们得知了案情细节之后，所有人的表情都变了。有人骂“禽兽”，有人说“枪毙他一百回都不够”，有人捂着嘴不敢相信，有人沉默着摇了摇头。
“真想不到啊，”一个邻居大妈叹了口气，“这样一个不言不语、看着老实巴交的人，竟然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来。老天爷不长眼啊。”
马红艳的父亲在搜查结束后，当着公安干警的面，老泪纵横地说了一句话：“他不是我的儿子，他是个畜生，是个不通人性的畜生！”
老人的声音里，有愤怒，有羞耻，有绝望，也有一丝无法言说的悲痛，不管怎么说，那毕竟是他的儿子。
后来，有记者到看守所采访马红艳。
记者问：“马红艳，你自己有孩子吗？”
马红艳低着头，声音很小：“有，有一个女儿。”
记者的声音有些颤抖了，但还是尽量保持着平静：“你也有一个女儿，一个可爱的小女儿。当你对那些年幼无知、毫无反抗能力的小女孩施暴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自己也有孩子？如果你的女儿被人施暴，为人父的你，当作何感想？”
审讯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。
马红艳始终低着头，看不清他的表情。他的肩膀微微耸动着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又像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最后，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一句：“我没有想过。”
记者又问：“此时此刻，你的心情是怎样的？”
马红艳说：“害怕极了。”
害怕极了。
那些被他侵害的小女孩，那些在他面前瑟瑟发抖的小姑娘，她们当时的心情，何尝不是“害怕极了”？那些小女孩的父母，那些在深夜无法入睡的家长，那些因为担心而每天请假去校门口接孩子的爸爸妈妈，他们的心情，又何尝不是“害怕极了”？
可马红艳从来不会去想这些。
直到他自己被抓起来，关在看守所里，面对着可能的死刑判决的时候，他才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害怕。
晚了。
一切都晚了。
马红艳被抓获后，案件很快被移送司法机关。经过审理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、抢劫罪、流氓罪等多项罪名，一审判处马红艳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马红艳没有上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