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563章 比腐败更可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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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不是顾佑安叫他来，如果不是董远方亲自出面，刘嘉树可能永远不会主动向董远方汇报自己的情况。
一个副处级的区委副书记，一个副部级的省委常委、市委书记，中间差了四个级别。
他没有资格直接向董远方汇报工作，也没有勇气把自己心里的那些话说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听。
但现在，董远方就坐在他对面，穿着便装，喝着他倒的茶，吃着他点的菜。
不问工作，不催汇报，就是吃饭，就是喝酒。
那一层一层的隔阂，在那杯酒里，在那盘菜里，一点一点地消融了。
酒过三巡，气氛松弛了下来。
刘嘉树的脸上泛起了红晕，话也多了起来。
他开始说起荣平区的情况，说起那些煤矿，说起那些让他夜不能寐的事。
“书记，我听说您去过清泉煤矿。”
他放下酒杯，语气从刚才的闲聊变成了一种更沉重的东西：
“您肯定看到了，井下设备老化严重，配套设施陈旧。按理说，这两年煤炭行情一路走高，煤价暴涨，煤矿利润空间极大，哪怕是正常经营，也绝对不愁收益。可他们呢？愣是一分钱没投到设备更新上，没投到安全生产上。”
他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像是要用酒精把心里的那些话说出来。
“年产三十万吨的私人小煤矿，这几年全都赚得盆满钵满，暴利惊人。反观咱们区里的两家国有煤企，坐拥近五百万吨产能，连年账面平淡、无力技改、急于脱手矿权。书记，您说，这正常吗？”
董远方放下筷子，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刘嘉树，没有说话。
刘嘉树借着酒劲，把压在心里几年的话，竹筒倒豆子一样，全说了出来。
“董书记，就那两个矿的设备，一年怎么可能挖出五百万吨煤？”
他的声音压低了，低到只有雅间里的几个人能听见：
“真实的情况是，那五百万吨里，有四百五十万吨都是下面小煤矿的产量。偷梁换柱，挂靠在两个区属煤矿企业上，好多费用也是那两个煤炭企业承担。那两个企业，早就烂到根子里去了。设备老化、管理混乱、负债累累，根本没有熬到煤炭价格暴涨的这几年。但是前期的负担，一点儿也没有少——几千名离退休职工的工资要发，银行利息要还，各种历史遗留的欠账要填，还要平白无故的承担几十个小煤矿的不少费用。”
他顿了顿，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。
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，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，还是情绪使然。
“小煤矿为什么要挂靠？因为它们不想被关停，而且还能占便宜。区属国企为什么要让它们挂靠？靠它们交的挂靠费，养活那几千离退休职工，填补账面窟窿，维持表面上的正常运转，实际上承担的成本更多，亏得都是国家的、人民的。这里面还有一个死循环——小煤矿靠挂靠逃避监管，区属国企靠挂靠苟延残喘。两家捆在一起，谁也离不开谁。而真正该被淘汰的落后产能，就在这个循环里，一年一年地活了下来。”
董远方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。
他在消化刘嘉树说的这些信息。
他去清泉煤矿视察的时候，殷耀文汇报的年产量是两百万吨，平安煤矿汇报的也是三百万吨出头。
两家加在一起，将近五百万吨。
数字漂亮，汇报流畅，如果不是刘嘉树今天说出来，他可能真的以为这两个矿是在正常生产、正常盈利。
挂靠，偷梁换柱，狸猫换太子。
一个区属国有煤矿，自己一年产不了多少煤，但靠着小煤矿的挂靠，把产量做到了几百万吨。
表面上看起来是国企在做大做强，实际上是在给小煤矿当保护伞，同样也被那些小煤矿在吸血，多少国有资产流失？
那些小煤矿的煤，通过国企的渠道进入市场，绕开了监管，也绕开了税收。
国企收了挂靠费，维持了表面上的运转。
至于安全生产、环保投入、职工权益，没有人关心。
“嘉树同志，”
董远方端起酒杯，跟刘嘉树碰了一下：
“你是什么时候去的荣平区？”
刘嘉树放下酒杯，想了想，说出了一个日期。
“2007年10月9日。”
董远方听罢，笑了笑。
“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？”
没有几个人能把自己的到任日期记得这么精确，除非那一天对他来说有特殊的意义。
没等刘嘉树回答，顾佑安抢先开了口。
“那是平安煤业下面一个煤矿发生塌方的第二天。老刘当时是市安监局副局长，带队过去做事故调查。之后尚书记就让他留在那里了。”
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是在替刘嘉树说出那些他自己不愿说的东西。
董远方看了刘嘉树一眼。
他明白了，他不是去当官的，是去“救火”的。
一个安监局副局长，在矿难发生的第二天被派到现场，本来是去做事故调查，结果被留在了那里，当了区委副书记。
这意味着他发现了什么不该发现的东西？还是有人不想让他把调查结果带回去？
他没有问，但心里已经画了一个问号。
“那两个煤矿的情况，你知道后，没有往上面反应吗？”
刘嘉树叹了口气。
那口气叹得很重，像是把压在心里几年的话一口气叹了出来。
“我知道的时候，已经是半年以后了。我跟区里的主要领导都谈过，跟分管领导也汇报过。他们让我别管闲事，说几千退休职工的工资，全靠这些小煤矿的挂靠费养着。关了，谁来养活那些人？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里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深深的、无奈的疲惫。
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茶已经凉了，他没有皱眉，慢慢地咽了下去。
“之后，我的在荣平区基本上被架空了，只有开会听喝的份，好多工作我都参与不进去，连基本的党建和组织工作，都会绕开我。”
董远方明白了刘嘉树的处境。
不是不想干，是干不了。
不是不想管，是管不了。
一个区委副书记，上面有书记、有区长，下面有几十个局委、十几个乡镇。
如果书记和区长如果联合给他使绊子，正如他所说的，被架空了。
董远方听完，沉默了很久。
雅间里很安静，只有墙上那台老式挂钟在走，秒针一下一下地跳着，不急不慢，像某种古老的节拍器。
“懒政、不作为，比贪污、腐败更可怕。”
他端起酒杯，跟刘嘉树碰了一下，一饮而尽。
刘嘉树也干了，放下酒杯，脸上那层疲惫的面具终于有了一丝裂痕，露出底下那个曾经也想干一番事业、却被现实磨平了棱角的自己。
从菜馆出来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。
巷子里的路灯昏黄，把几个人的影子拉得又长又窄。
刘嘉树握着董远方的手，握了很久。
他说：“书记，我跟您说的那些话，不是告状，也不是推卸责任。我只是想，您既然问了，我就实话实说。至于荣平的事怎么办，您定。”
董远方拍了拍他的手背，没有说话。
有些话不需要说，有些承诺不需要当面对质。
刘嘉树转身走了，他的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有些佝偻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的老树。
回去的路上，董远方靠在座椅上，闭着眼睛，脑子里在飞速地转着。
云同不是没有人才，不是没有正义之士。
顾佑安、孟弘途、裴启明、刘嘉树、张翊风，这些人都有能力、有情怀、有担当。
但他们中的很多人，选择了沉默，选择了退让，选择了退居二线，选择了以病为由躲进医院，选择了用各种方式把自己藏起来。
不是他们不想干事，是这个环境让人不敢干事。
你干了，可能得罪人；你干成了，可能功劳被别人抢了；你干不成，可能就成了替罪羊。
久而久之，大家都学会了不干事、不出头、不犯错。
这种生态，比腐败更可怕。
如果不是顾佑安叫他来，如果不是董远方亲自出面，刘嘉树可能永远不会主动向董远方汇报自己的情况。
一个副处级的区委副书记，一个副部级的省委常委、市委书记，中间差了四个级别。
他没有资格直接向董远方汇报工作，也没有勇气把自己心里的那些话说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听。
但现在，董远方就坐在他对面，穿着便装，喝着他倒的茶，吃着他点的菜。
不问工作，不催汇报，就是吃饭，就是喝酒。
那一层一层的隔阂，在那杯酒里，在那盘菜里，一点一点地消融了。
酒过三巡，气氛松弛了下来。
刘嘉树的脸上泛起了红晕，话也多了起来。
他开始说起荣平区的情况，说起那些煤矿，说起那些让他夜不能寐的事。
“书记，我听说您去过清泉煤矿。”
他放下酒杯，语气从刚才的闲聊变成了一种更沉重的东西：
“您肯定看到了，井下设备老化严重，配套设施陈旧。按理说，这两年煤炭行情一路走高，煤价暴涨，煤矿利润空间极大，哪怕是正常经营，也绝对不愁收益。可他们呢？愣是一分钱没投到设备更新上，没投到安全生产上。”
他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像是要用酒精把心里的那些话说出来。
“年产三十万吨的私人小煤矿，这几年全都赚得盆满钵满，暴利惊人。反观咱们区里的两家国有煤企，坐拥近五百万吨产能，连年账面平淡、无力技改、急于脱手矿权。书记，您说，这正常吗？”
董远方放下筷子，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刘嘉树，没有说话。
刘嘉树借着酒劲，把压在心里几年的话，竹筒倒豆子一样，全说了出来。
“董书记，就那两个矿的设备，一年怎么可能挖出五百万吨煤？”
他的声音压低了，低到只有雅间里的几个人能听见：
“真实的情况是，那五百万吨里，有四百五十万吨都是下面小煤矿的产量。偷梁换柱，挂靠在两个区属煤矿企业上，好多费用也是那两个煤炭企业承担。那两个企业，早就烂到根子里去了。设备老化、管理混乱、负债累累，根本没有熬到煤炭价格暴涨的这几年。但是前期的负担，一点儿也没有少——几千名离退休职工的工资要发，银行利息要还，各种历史遗留的欠账要填，还要平白无故的承担几十个小煤矿的不少费用。”
他顿了顿，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。
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，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，还是情绪使然。
“小煤矿为什么要挂靠？因为它们不想被关停，而且还能占便宜。区属国企为什么要让它们挂靠？靠它们交的挂靠费，养活那几千离退休职工，填补账面窟窿，维持表面上的正常运转，实际上承担的成本更多，亏得都是国家的、人民的。这里面还有一个死循环——小煤矿靠挂靠逃避监管，区属国企靠挂靠苟延残喘。两家捆在一起，谁也离不开谁。而真正该被淘汰的落后产能，就在这个循环里，一年一年地活了下来。”
董远方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。
他在消化刘嘉树说的这些信息。
他去清泉煤矿视察的时候，殷耀文汇报的年产量是两百万吨，平安煤矿汇报的也是三百万吨出头。
两家加在一起，将近五百万吨。
数字漂亮，汇报流畅，如果不是刘嘉树今天说出来，他可能真的以为这两个矿是在正常生产、正常盈利。
挂靠，偷梁换柱，狸猫换太子。
一个区属国有煤矿，自己一年产不了多少煤，但靠着小煤矿的挂靠，把产量做到了几百万吨。
表面上看起来是国企在做大做强，实际上是在给小煤矿当保护伞，同样也被那些小煤矿在吸血，多少国有资产流失？
那些小煤矿的煤，通过国企的渠道进入市场，绕开了监管，也绕开了税收。
国企收了挂靠费，维持了表面上的运转。
至于安全生产、环保投入、职工权益，没有人关心。
“嘉树同志，”
董远方端起酒杯，跟刘嘉树碰了一下：
“你是什么时候去的荣平区？”
刘嘉树放下酒杯，想了想，说出了一个日期。
“2007年10月9日。”
董远方听罢，笑了笑。
“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？”
没有几个人能把自己的到任日期记得这么精确，除非那一天对他来说有特殊的意义。
没等刘嘉树回答，顾佑安抢先开了口。
“那是平安煤业下面一个煤矿发生塌方的第二天。老刘当时是市安监局副局长，带队过去做事故调查。之后尚书记就让他留在那里了。”
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是在替刘嘉树说出那些他自己不愿说的东西。
董远方看了刘嘉树一眼。
他明白了，他不是去当官的，是去“救火”的。
一个安监局副局长，在矿难发生的第二天被派到现场，本来是去做事故调查，结果被留在了那里，当了区委副书记。
这意味着他发现了什么不该发现的东西？还是有人不想让他把调查结果带回去？
他没有问，但心里已经画了一个问号。
“那两个煤矿的情况，你知道后，没有往上面反应吗？”
刘嘉树叹了口气。
那口气叹得很重，像是把压在心里几年的话一口气叹了出来。
“我知道的时候，已经是半年以后了。我跟区里的主要领导都谈过，跟分管领导也汇报过。他们让我别管闲事，说几千退休职工的工资，全靠这些小煤矿的挂靠费养着。关了，谁来养活那些人？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里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深深的、无奈的疲惫。
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茶已经凉了，他没有皱眉，慢慢地咽了下去。
“之后，我的在荣平区基本上被架空了，只有开会听喝的份，好多工作我都参与不进去，连基本的党建和组织工作，都会绕开我。”
董远方明白了刘嘉树的处境。
不是不想干，是干不了。
不是不想管，是管不了。
一个区委副书记，上面有书记、有区长，下面有几十个局委、十几个乡镇。
如果书记和区长如果联合给他使绊子，正如他所说的，被架空了。
董远方听完，沉默了很久。
雅间里很安静，只有墙上那台老式挂钟在走，秒针一下一下地跳着，不急不慢，像某种古老的节拍器。
“懒政、不作为，比贪污、腐败更可怕。”
他端起酒杯，跟刘嘉树碰了一下，一饮而尽。
刘嘉树也干了，放下酒杯，脸上那层疲惫的面具终于有了一丝裂痕，露出底下那个曾经也想干一番事业、却被现实磨平了棱角的自己。
从菜馆出来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。
巷子里的路灯昏黄，把几个人的影子拉得又长又窄。
刘嘉树握着董远方的手，握了很久。
他说：“书记，我跟您说的那些话，不是告状，也不是推卸责任。我只是想，您既然问了，我就实话实说。至于荣平的事怎么办，您定。”
董远方拍了拍他的手背，没有说话。
有些话不需要说，有些承诺不需要当面对质。
刘嘉树转身走了，他的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有些佝偻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的老树。
回去的路上，董远方靠在座椅上，闭着眼睛，脑子里在飞速地转着。
云同不是没有人才，不是没有正义之士。
顾佑安、孟弘途、裴启明、刘嘉树、张翊风，这些人都有能力、有情怀、有担当。
但他们中的很多人，选择了沉默，选择了退让，选择了退居二线，选择了以病为由躲进医院，选择了用各种方式把自己藏起来。
不是他们不想干事，是这个环境让人不敢干事。
你干了，可能得罪人；你干成了，可能功劳被别人抢了；你干不成，可能就成了替罪羊。
久而久之，大家都学会了不干事、不出头、不犯错。
这种生态，比腐败更可怕。